刘夏，从伦敦投行走出的顶尖交易员

我的学校位于伦敦金融城里，从地铁站Moorgate出来拐个弯就到。开学前的半个月，我搬到了步行离学校15分钟的居民楼，一栋外墙砖红色的塔楼，隔三差五的就有工人来修修补补。那算是伦敦金融城里最旧、最简陋的几栋楼之一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在City of London的学习和生活。每天早上，在微冷的清晨，我穿着一件薄毛衣，或者套头衫，下楼穿过小区，过马路。有时，我会在马路对面的pub吃一顿3英镑的full English breakfast。那是我在伦敦吃过的最便宜最好吃的早餐了！之后，再一路直走，到达商学院的门口。

我的新公寓是flat share，和另外两个室友共用厨房、客厅和浴室，每人一间卧室。为了省钱，我挑了最小的卧室，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半个手臂宽一个手臂长的的书桌，和一个坏了半扇门只能挂不到10件衣服的衣柜。走进房间上床睡觉的时候要侧身而过，需要学习的时候再从客厅搬来把椅子，硬挤在房间门口。

还记得有一次下了晚课，图书馆已经闭馆，我跟Donna约好了在我家赶着完成第二天要交的计量经济学作业。我建模型，她写报告，分工明确。刚到我家打开电脑一会儿，小区就停电了。Donna是个很酷的女生，个性像极了电影里的安吉丽娜朱莉。她是班上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比我大了整整10岁。秋季开课的每一天，她都穿着黑色的皮衣，骑着摩托车来上课。她拎着头盔走进教室，我跟她招手，她冲我走过来，把头盔往桌上一放，坐在我的旁边。在停了电的公寓，我俩打开手机，让屋里勉强有了亮光。很快，手机也没电了，两个人对着散发着微弱白光的电脑屏幕，敲着键盘。好在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灯又重新亮了起来。两个人的小组作业我大多是跟Donna轻松搞定，几个人的大组作业Donna、我、Christa和几个传说是欧洲船王的继承人聚在一起，分工完成。

英国的硕士分为一年的Taught Masters 和两年的Research Masters。选择后者的，通常是冲着博士、博士后“视死如归”的，而大多数人，更愿意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选择节省时间、性价比更高的Taught Masters。我报读的一年硕士课程很是紧凑，第一、二学期，公司财务、计量经济学、交易、金融衍生品都是主修课。我们班上50多名学生中只有5个华人。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当中，有两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还有一个40岁出头的中国女人H。

H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女性交易员。网上流传着很多有关女交易员的说法。有人说，交易是反人性的，做交易久了的人，思维跟绝大多数人差别很大。因为受尽了市场的折磨，“市场虐我几十年，我待市场如初恋”，最终不是变得极其冷漠就是变成“24个比利”的精神分裂。也有人说，做交易的女人精神强大，但阴阳怪气，30岁不想谈恋爱，40岁不想结婚，对性毫无兴趣，月经失调，大姨妈不是一年来一次，就是一次来一年。

H虽然称不上漂亮，但跟这些描述却完全搭不上边。她是能源交易员，在一家大型国企交易原油，停薪留职来进修。她长相朴实，举止干练，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待人也很真诚。我经常猜测，她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她结婚了没？她有孩子吗？她为什么一个人跑到伦敦来读书？她所从事的原油交易又是怎样的？

出于对她的好奇，我决定也要试试原油交易。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可以买卖各种金融产品的账户，放了300英镑，开始交易原油。交易账户的钱一开始是我“节衣缩食”从学费生活费里省下来的，后来变成“连蒙带骗”从老爸兜里“偷”出来的。偷做交易，我是不敢让家人知道的。这两年我回国后，开始在国内讲课。一些80后90后的小散户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在偷偷做交易，不敢让同学、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很能理解的。

200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风光无限，原油疯涨。我每天跑到彭博交易室查询全球的头条消息，根据新闻买入，然后从学校免费发放的金融时报寻找美国页岩油产量变化的线索。我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发现了世界财富的秘密。第一次，我眼睁睁地看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的“聪明”变成了不断跳动上升的数字！我寸步不离我的电脑屏幕；我盯着每秒钟都在起舞的K线；我盯着每秒钟都在跳动的账户余额。我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我赚钱了！有30英镑！我继续买，又赚了15英镑，接着来，40英镑……连续盈利几笔之后，我的账户余额一下子变成了700英镑。我不断的买进原油，仿佛自己已经可以主宰这个市场。我告诉自己，我的书真是没有白读！谁知，价格突然开始下跌，最后一笔能抓住20英镑的盈利一下就变成了浮动亏损100英镑！我再次买进，亏损的数字越来越大，直到我无能为力的看着我的交易被自动平仓，账户余额变成了一个清晰的数字0。我手心冒汗，坐立不安，我看到原油的价格又开始回升了！我迫不及待，立刻从银行转账200英镑到自己的交易账户。我真的等不及，哪怕一秒钟也不想等！我不能错过这跳动的价格给我带来的钱啊！可惜，资金第二天才能到账。

接下来的几天，我追踪着网上随时弹出的新闻，不断地买入或者卖出，账户余额苟延残喘，我继续转账到只剩几英镑的交易账户，但最后仍没能逃出归零的命运。对着电脑屏幕，我有时激动、兴奋、欣喜若狂，我傻笑，我觉得自己无人能及；更多的时候我愤怒、后悔、气急败坏，我埋怨自己的愚蠢无人能比。面对着一次次归零的账户，我不甘心的对着电脑，却无人分享。

一天，我在教学楼里碰见了H，她捧着一本很厚的金融书，坐在靠近走廊的位置，一个人看着。我迫切地想跟她交流，她似乎也有话要说，我们便聊了起来。她说她是结了婚的，只不过跟先生不常见面。我兜着圈子问她各种问题，却始终没有跟她提及自己原油交易亏损的事。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我问，要做好交易会不会太难？她似笑非笑的看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的说，“以后你就明白了，人生比交易要难”。直到我做职业交易员后，我才明白，交易的第一步，是选对战场。当时，对能源市场的基本信息知之甚少的我，参与到那个以大型机构作为主导的交易市场，是必败无疑的。而人生的选择，的确比交易难多了。

硕士的第三学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必修课，可以选修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当时的选修课，就算现在放到国内，也是很前沿的学科，比如，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对冲基金、交易技术分析、金融行为学、动态对冲、进阶期权交易。有些科目实用性很强，很多后来我在工作中用到的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对冲交易策略都是在硕士的科目中学到的。

第三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想进投行工作的同学们已经蓄势待发了。在英国，通常有四个途径可以拿到投行的工作offer。最直接的就是登陆这些机构的网站，填写冗长的申请表，回答问答题、英文测试和数学测试。如果你的学校名列前茅，这些投行会去校园举办招聘会。有的同学饿了一天的肚子，就为了在这些招聘会上能够品尝精致的小点心和三明治，就着会场免费提供的香槟和红酒，非常美味。学校的网站上大多也会公布一些靠谱的就业机会，学校的career office还能提供帮助你修改简历和模拟面试的良心服务。此外，申请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招聘网站了。我拟好了简历，让Donna帮着修改，之后，漫天遍地的大量撒网投递简历。找工作就像找对象，大面积撒网是很贱却也很有效的必杀技。撒他个千八百，就算没有“蓦然回首就是你”，总有些眼瞎的看上你！条件不好的，有了个保障；条件好的，自然是载誉而归。我在招聘网站上撒着网，几个职业中介上钩了，打电话联系了我。正是通过这几个职业中介，我争取到了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荷兰拓客公司等等的面试机会。

先说荷兰拓客(Trafiguara)大宗商品交易员的Offer是怎么来的吧。Trafiguara是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非常著名的公司。第一轮面试在伦敦总部，我去面试之前在公司网站上恶补了公司业务、新闻、职位要求等各种信息。把自己从大学开始参加辩论赛、担任双语主持、实习加考试的经历都背的滚瓜烂熟。除此之外，在学校的交易室连续看了一个多月大宗商品的新闻和走势分析。虽然当时我交易做不赢，但是分析市场的时候扯淡能扯的天衣无缝。市面上会分析的“专家”多如牛毛，会挣钱的交易员却凤毛麟角。不过这是后话了。

第一轮面试没有实质性和技术性的测试，我与伦敦的主管交流愉快。当周我就被告知面试通过，下一周参加笔试。笔试的内容包括数学测试和性格测试。第二轮面试之前我做了两套网上找的数学题就美滋滋的去参加了。二面也是在伦敦的办公楼。参加面试的有十多个人，面试不同职位的人统一参加考试。其中除了有一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毕业生，大多是工作过几年的人。我们被放在一个整面落地窗，能看到伦敦眼、大本钟的会议室。笔试前，我望着窗外的伦敦，看的出神。想象着毕业后的我，将在这个城市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考完试，几个外国人一交卷就凑在一起，表情夸张地说，“哎呀，数学好难呀！”“对呀，我都不知道那几道题怎么做。”我一听，乐坏了，oh yeah！对我来说那些题简单爆了！笔试一定能通过！果不其然，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笔试结果，说是从数学和性格测试，我都很适合交易员的职位，恭喜我，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面试。当年，我是不理解为什么当交易员还要测试性格的。而这些年，我越来越认同，性格是交易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最后一轮面试通过后，我被告知，公司对我的安排是第一年在瑞士工作，第二年派到上海作为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员。瑞士的两位交易主管点名要直接跟我电话交流。电话里，交易主管问我：“你喜不喜欢瑞士呀？”我自豪地说：“当然喜欢啊，我刚去了瑞士snowboarding。”

第三学期的空档，Donna邀请我去她在瑞士的chalet度假。那是我人生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度假”。我们下了飞机，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开着跑车，一路狂飙，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载我到她的小木屋。由于海拔甚高，沿着山路转啊转的，一推开车门，我就不争气地吐了一地。当我跟着她走进小木屋的时候，我惊呆了。那是我看过最美、最宁静的风景。客厅的大窗能看到少女峰的顶端，你似乎感觉到它的触手可及，在阳光下亮亮的，白的透彻，仿佛软绵绵的，可以从山顶躺着一路翻滚到山脚。白天，她带着我去滑雪，傍晚，我们回到chalet喝红酒，喝纯正的热巧克力，大口的吃cheese。

荷兰拓客(Trafiguara)的交易主管听到我说喜欢瑞士，喜欢滑雪，大笑着说，“那太好了！我们公司旁边就是雪山，了无人烟，很适合滑雪呢！”我听完先是激动，但冷静一想，不对啊！“了无人烟”，我还要孤苦伶仃的呆上一年？这谁受得了！与瑞士的通话结束后，HR很快就来了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她给我预定去瑞士的机票，安排行程。我犹豫着。在那期间，我正好也收到了德意志银行的面试邀请，总觉得，如果能留在伦敦，是最佳的选择。于是我回复Trafigura的HR，“请让我考虑几天。”

第二天，我与德意志银行的面试开始了，公司在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城是一个神奇的地方，Thread needle street，Bishopsgate, Cannon street, London Wall, Fleet street都是著名的街道，很多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就在这些最古老的街道上，入驻了最顶级的金融财团。Thread needle street 是英格兰银行所在地，London Wall 和 Bishopsgate分布着各大投行。蜿蜒的老街上还有最厉害的律师事务所。我穿了新买的浅蓝色衬衫，黑色套装，仔细的化了妆，像赴一个重要的约会一样，带着忐忑的心情，踏入了德意志银行的大门。

在等待面试期间，我掏出了手机，给在北京的爸爸打了一通电话。我一个人在外自由惯了，除了每周末接听爸妈打来的“监控”电话，这算是仅有的几次，主动给家里打电话。剩下那几次，大多是“骗取”生活费，放在我的交易账户里。我跟老爸说，这个工作我特别想要，这是全世界我最想要的工作！但是我很紧张，怎么办？老爸边在网上打着扑克边在电话里说，没事儿，轻松点！挂了电话，我给自己快速洗脑，打了满满的鸡血。

第一轮面试就是跟部门的MD，董事总经理。他一张口，我就慌了。不是因为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而是他说的英语我听不懂！后来得知他是德国人。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重音和发音都跟我们平时听到的标准英语相去甚远！我急得差点鼻涕、眼泪一起喷出来！我马上告诉自己，来都来了，不能白来啊！临阵脱逃不是咱们中华好儿女该干的事儿。黄继光堵枪眼不也是说上就上的吗？我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仔细听，仔细听，仔细听！很快的，我适应了他的口音。他表情和蔼，但是一上来，没有废话，都是专业的技术性的问题，从债券定价、期权价格曲线、到期权定价模型的推算。他给了我纸和笔，我边听问题，边写着答案。坦白的讲，他问的问题，我是应该知道标准答案的，但是，和这个陌生的大boss独处一个狭小的会议室面对面坐着又紧张又激动还差点喷鼻涕喷眼泪的我，未免答得不够完美。跟他的面试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略带笑意，突然问：“如果在伦敦工作，你一个人生活能行吗？”我一听，开心了，终于有个我能不用紧张的问题了！我笑着说：“我特行！反正我爸妈又没在伦敦，正好我还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呢！上班时间长我也不怕。我的新公寓都找好了！就在公司旁边，走路10分钟就到，小跑着5分钟。我虽然是一个人在这儿，但是好多朋友呢，也有人照应！”他笑着听我说完，说：“好，你等下，我叫个人进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我自作聪明的回答，在日后工作中给我带来了“无限后患”。比如，这个可爱的董事总经理，会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打来一通电话。第一次看到手机上他名字的来电显示，我还小小激动，心想是不是我表现得太优秀，要被请吃饭？还是要升职加薪，马上走向人生巅峰了？接起电话来，他说“哎呀，Xia，我们组有个工作得赶在今晚完成，正好你家近，就派你去公司吧…”2008年正直金融危机的白色恐怖时期，作为新员工的我像每个人一样，焦虑地像热锅上的蚂蚁。每次挂了电话，无论我身处何地，都会挤进地铁，冲向周末空无一人的金融城。

和董事总经理的单独面试部分结束了，他带了一个矮个子的欧洲人进来。这个矮个子动作很敏捷，低着头，猫着腰，夹着个厚厚的笔记本，窜上椅子。他们两个人并排坐在我对面。我的心着实落了地，松了一大口气，内心的OS是，这下，起码我英语能听的明白了吧！不成想，第二个人是个法国人，刚从巴黎调到伦敦2个月，bonjour bonjour的法式英语bon的我天崩地裂！我的心，立马又提到了嗓子眼，竖着耳朵听他说话。这个法国人是个quant，而quant，是比程序猿恐怖一万倍的生物。他一上来就开始问我如何构架利率曲线、如何进行动态对冲这类对当时的我来说如天书一般的问题。看我答不上来，他一脸不屑，撇着嘴。

我那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窜上椅子的法国人后来成为了我的团队领袖、偶像和职业目标。出于对他的崇拜，我开始读很厚的书，关于最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受他的影响，我在后来职业发展中做了一些疯狂的决定。有人说，每个人的第一个上司，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这句话，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几轮面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HR打来的电话，通知我面试通过。后来回想起面试中恐怖的问题，有些只是为了测试一个人当下的临场反应，即使答不上来，也是不用太过担心，手足无措的。还好，我当时看起来镇定自若。我的同学曾在投行的面试里被要求唱一首歌。他用手打着拍子，唱了中国的国歌。也有同学在面试中被问到英国有多少只海鸥这类的问题。接下来的十几天，我配合着HR办理入职手续。我异常兴奋。

当时在英国，普通本科毕业生一个月工资也就是2500英镑，英国的平均工资在4500英镑左右。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个本科生最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年薪标准大概是 2万5000 美元到 5万美元，其中包括奖金。有 MBA 学历的毕业生年薪范围大多是 6万美元到14万美元。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薪金标准也不相同。一般刚开始时，年末奖金占到年薪的10%到 50%，慢慢的增加，甚至有可能达到年薪的3倍以上。

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刚过完22岁生日的毕业生，面对一张一年工资加上分红加上各种福利近7万英镑，70万人民币offer，只能说，真的是梦想成真了。在拿到Offer的甜美晕眩当中，我并不了解，就职的Offer就像是结婚证书，不代表圆满的结局。痛并快乐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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